一、案件背景

本案由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指控两名被告人共同实施合同诈骗。案件涉及跨境环节，部分涉案事实发生在中国香港。

检察机关在《量刑建议书》中的意见是：被告人行为已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，其法定刑为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建议对第一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以上十三年以下，并处罚金。

对当事人而言，这意味着在检察机关的量刑框架下，刑期起点在十年以上。

二、法定刑十年以上意味着什么

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设置了三档法定刑：数额较大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
本案被认定属于第三档。这一档次的特点是：如果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，法官只能在十年以上量刑，即便充分考虑各种从轻因素，下调空间也相当有限。

因此，辩护的关键不在于单纯「请求从轻」，而在于寻找并论证法定减轻处罚情节——只有减轻处罚，才可能突破十年这一法定刑下限。

三、辩护思路与工作要点

本案的辩护重心，落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上。

• 梳理实际职责范围。逐项核对被告人在涉案公司中具体负责的事务，区分「经营性、事务性管理职责」与「直接实施诈骗的核心环节」，说明其行为与诈骗结果之间的关联程度。

• 论证「职业经理人」角色的可能性。涉案公司的组织架构与决策链条显示，被告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推到前台的位置，对上游决策的参与程度有限。这一事实虽不足以否定其刑事责任，但足以影响对其地位的评价。

• 切割未直接参与的环节。本案部分涉案事实发生在中国香港，被告人对该部分事实并未直接参与。辩护中据此提出，对其责任范围的评价应当限于其实际参与的部分。

• 落实从犯认定的法律效果。依《刑法》第二十七条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，是从犯，对于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「应当减轻」正是突破法定刑下限的法定依据。

• 同步落实其他从宽情节。认罪认罚、案发前后部分退赃、亲属代为预交罚金、悔罪表现等，用于进一步压减最终刑期。

四、办案结果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，系从犯，且认罪认罚，案发前后全案有部分退赃，亲属代其预交罚金，有一定悔罪表现。综合本案的犯罪事实、行为性质、危害后果、悔罪表现等情节，对被告人依法予以减轻处罚。

最终判决：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；刑期自 2025 年 4 月 28 日起至 2032 年 4 月 27 日止。

同案另一名被告人也获得减轻处罚，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。

对照《量刑建议书》所载的十一年以上十三年以下，本案第一被告人的最终刑期为七年，下调幅度超过四年。这一结果的形成，直接来自从犯认定及其「应当减轻处罚」的法律效果。

五、这类案件的辩护要点

• 先找「减轻」，再谈「从轻」。在法定刑十年以上的案件里，单纯争取从轻处罚，刑期很难低于十年。是否具备减轻处罚情节，往往是决定性的分水岭。

• 从犯认定要靠事实细节。仅概括主张「作用小」通常难以被采纳，需要把被告人的具体职责、决策参与程度、获利情况、与他人行为的关系逐项还原。

• 未直接参与的环节要主动切割。跨区域、跨境案件中，部分事实可能超出被告人的认知与参与范围。这部分事实的剥离，既影响罪责范围，也影响量刑评价。

•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是一项可主张的原则。当在案证据不足以排除「被推到前台」等合理可能时，可以据此提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认定意见。

• 从宽情节要配套落地。认罪认罚、退赃、预交罚金等动作应当尽早开展并留存凭证，这些材料在量刑阶段的作用非常直接。

六、给当事人家属的实操建议

• 收到《量刑建议书》不要认为已成定局。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的意见，法院仍需经庭审、听取辩护意见后依法作出判决，庭审阶段仍有辩护空间。

• 尽快委托律师阅卷。共同犯罪案件卷宗材料多，判断被告人在链条中的位置，必须依靠资金流向、职责分工、聊天记录、供述比对这些客观材料。

• 退赃、预交罚金要尽早。这两项既是悔罪表现的具体体现，也是量刑时经常被提及的从宽因素，拖到庭审再处理，效果会打折扣。

• 认罪认罚要建立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。当事人有权了解指控的事实、罪名与法律后果，在理解清楚后再作决定，比事后反复更为稳妥。

• 不要轻信「能判缓刑」「能走关系」之类的说法。合同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的案件，能否适用缓刑有严格的法律条件，任何关于结果的承诺都不可信。